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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 11、一首歌的代价 --

我上学要走的一段路，不长，也不短，最大的特点是干净。行政要地嘛！其间经过一个大门，那里，对我有着绝对的诱惑。这种诱惑来自门上挂的一块牌子：新疆歌舞团。

每天，门里都会传出丁丁冬冬的琴声，有歌，有舞。

“哆——咪——梭——咪——哆——”

“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……”

“大家听好了，再来一遍，注意节奏啊，预备——起！”

类似的声音其实很单调，重重复复，一首歌唱唱又停，停停再唱。但在我耳朵里，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之一。有时即使没声，我也会在那静静站上好一会儿。

若干年后我把这事说给朋友听，朋友一句话就定了性：“虔诚！你那时候绝对是一种虔诚心态！”

是啊，虔诚。

某个黄昏，我溜溜达达往家走，就听到歌舞团里飘出一阵溪水似的童声合唱，清泠泠，像阳光一样滑过我的发梢。什么歌呀？我就像颗细铁钉，面对大门里那块吸力强烈的磁铁，嗖一下就飞了过去。

越过一蓬迎春花……

绕过一棵龙爪槐……

穿过院里另一面墙下的拱门……

歌声变得很近很近，如湖面清风，渺渺软软，轻轻裹住我小小的身体。

好舒服啊。

台阶上就是排练场，一级，两级，三级，哎呀，怎么啦，谁抓我的脚呀，别抓，别抓，我想听那支歌，一定要听的呀。

我知道自己是被台阶绊住了，而且正无法控制地倒下，排练场的大房子，以一种很怪的角度倾斜着，倾斜着……

我睁开眼睛，已在医院里了，全世界都好像是白的。妈妈在问着什么，爸爸用手探我前额，妹妹用不知所措的眼睛盯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什么也没听见，脑子里使劲在想，一首歌，一首歌，一首歌。旋律呀歌词呀，是什么样呢？可心里就像床边那面墙，白白一片，什么也没记下来。

我一急，眼泪就如雨溅窗台，吧嗒落在被子上，嘴里还喃喃着：“怎么记不住呢，怎么记不住那首歌呢……”

看情形，我爸我妈明白了一大半。

爸爸说：“都这样了，还惦记歌哪？脸上要长个疤，以后怎么唱歌？傻妞！”

出了这事，妈妈管我更紧了，可我心头那个结，怎么解也解不开。

从那之后很久，那首歌就像捞起来又丢回海里的一只贝壳，再找也找不到了。

-- 12、报纸媛媛 --

我又一次听到那熟悉的旋律，完全是一个偶然，注定的吧。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爸爸拎回来一台双卡录音机，“燕舞”的牌子。现在，很少有人想起这个牌子了，消失了。当我们的房间只愿意存放“索尼”和“健伍”之类的套机时，“燕舞”也只能成为记忆深处一片小小的叶子，它跟我们的童年一样，和我们有了不可追回的时空距离，即使是张照片，也黄出一层沧桑了。

一盒附送的试机带，很快被我放到带仓里，之后，似曾相识的旋律就响起来了，清泠泠，一下挤满整个房间。

那歌，叫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。

那年夏令营，篝火晚会出节目，我唱的就是这歌：“采蘑菇的小姑娘，身上背着大竹筐……”唱到后面“噻啰啰啰啰啰啰的噻啰的噻”时，篝火旁掌声一片，真是潮涨潮落的样子，刚退下去一阵，又漫上来一阵。

回到家里，妹妹极其兴奋，大声叫妈妈。

“媛媛媛媛，快过来，看看今天报纸！”妈妈的脸潮红，手里紧紧捏着一张《乌鲁木齐晚报》。

“啊，是我们家报纸媛媛回来啦？要签名的喔！”爸爸也很快从里屋走出来。

“天啊，上面的照片真是我吗？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蝴蝶一样飞起来。

上报纸，对一个孩子而言，真像做梦一样。

为了我的上报纸，妈妈专门带我看了一场高规格的晚会。那些曾经像月亮一样远的明星，蒋大为呀，德德玛呀，程琳呀，都下凡啦！他们一个个光彩照人，在舞台上歌而又歌，真实得让我心跳。

妈妈用心良苦，带我来，绝不只是让我看热闹，对每一位出场的明星，她都用一种冷静的语言做出评价，以此影响我。

我一直认为妈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我听过一句很像名言的话：“世界上没有不称职的小孩，只有不称职的父母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的爸爸妈妈是属于称职的那一半。

我相信，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很多细节，甚至只是小小的一句歌词，都和我后来的人生之旅有关。我的改变和被改变，来自许许多多数不清的话语、场景、行为、事件，来自我身边每一个人身上思维和品格的不断影响。这样的推断，适于每一个孩子。

上报纸事件，在我人生的破茧时期显得尤为重要。

事实上，一个孩子独立人格的确立，正是从发现“我”开始的。一旦获得一种巨大的肯定，也许，孩子就会更迅速地在心里挖出一个潜力无限的“我”来。

职业围棋竞技有一种现象，某位棋手长期居于人下，从棋的内容看，几乎可以断言他“棋力平平”。可是有一天，诸多因素交杂之中，他巧巧地就拿了一次冠军，“天元”也好“名人”也好，总之是登顶了吧。之后，人们会突然发现，他的棋渐渐有内容起来，即使不再拿冠军，名次也始终位居前列。

细细想想，这其中，涌动的应该是“自信、激励、潜能和责任”的合力吧。

“做而快乐”，没有人不喜欢快乐的东西。

我对音乐的梦想，在那一时期，渐渐清晰而明确起来。

我开始以一种空前的执着练琴，练歌，并很快获得了回报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凭借一曲名为《踏浪》的歌，获得了全自治区少儿歌唱比赛一等奖。

-- 13、实话为什么不能实说 --

人的生命存在无数片断，有暖色的，也有灰色的。

也就在五年级那个学期，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大的伤害。

我不知道有一位任课老师为什么一直对我成见深深，世界上有良缘善缘，大概也就有别扭缘了。

开学第一节数学课，那位女老师就怪怪地看我，那通训斥，实在有点莫名其妙：“刘媛媛，你是从三年级直接跳上来的吧？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吧？上我的课，你就得认真听，别像松鼠似的，尾巴翘老高！”

奇怪了，我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，怎么就翘尾巴了呢？

我举起手，站起来很平静地说：“老师，我没翘尾巴，我一定认真听您讲课。”

那位女老师呆了一下，提高声音说：“你果真厉害，还跟老师顶嘴呀！行，你还想说什么，一起说。”

就这样，我哪还敢说什么呀！

我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，成绩好可没骄傲，会弹琴会唱歌，可也没看不起谁，连一点点的清高也谈不上。以前的老师，都说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，要不，怎么老拿三好学生奖状呢？

惟一一次不听话，是三年级的时候。班主任指定我当学习委员，我悄悄找到老师说，我想当文艺委员，我觉得，那样更能发挥特长。班主任想了想，也是，我能唱会弹，当文艺委员也挺好，就点了头，严格说，这也不算不听话呀。

那位女老师的表情，一下让我想起《水浒传》里说的杀威棒。

为什么呢？我除了一头漂亮的小辫，再没有其他“小辫”给她抓。回想起来，这实在是桩奇案。

为了重新给那位女老师一个好印象，我努力表现出更好的一面，谨慎对待每件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基本相安无事。

但是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虽然我尽力表现着，但心里总有一层阴影，倔强的情绪一点一点积着，难免有泄闸的时候。

那次“战争”，我烧火，她添柴。

事情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时尚。

那时候，才改革嘛，才开放嘛，很多现在看似平常的东西，都打上了时尚标签。烫发就是其中之一。其实烫发也很正常，没谁不让烫发，即使是老师，也有烫发的绝对权利。如果说烫发是一种美的张扬，那么从人的本真意义上说，求美，无可非议。

问题在于，那位女老师的烫发工程是在课堂上体现出来的。

那天的数学课，她扎着满头卷筒就进来了。教室里，一时飘满了浓浓的烫发水味道，同桌忍不住，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。全班同学骚动起来，大家表面平静，心里却怪怪的。那种气氛，实在不适宜上课。

我一冲动，嘴里就嘀咕出来：“这样做可不对……”

教室里很静，那位女老师一下就听见了。她停下课，让我站起来，问：“刘媛媛，你说什么不对？”

我话刚脱口，马上就后悔了。唉，这么长时间，白谨慎啦。我低下头，她怎么问都不再开口。我可不想因此耗掉一节课。

那位女老师也是个执着的人吧，她径直走下讲台，问我旁边的同学：“刘春花，告诉我，刘媛媛刚才说什么？”

刘春花小声说：“刚才，她说，这样做可不对……”

那位女老师又问：“什么不对？是我教错了吗？”

刘春花摇摇头。

但那位女老师没有停止“审讯”的意思，一个一个问，很有点“不信青山唤不回”的味道。

我隐隐感到，这是一场只针对我的消耗战。

既然无可躲，就只有明说。我慢慢抬起头，看着那位女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，戴卷筒上课是不对的。”

她惊愕地看着我，叫起来：“刘媛媛！学生的任务是上课，不是议论老师！好，这节课因为你耽误了，你到讲台上站着吧！”

一个孩子的自尊，就这样被剥去了薄薄的外壳，裸露在凉凉的风里。

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崩溃，悄悄走到操场上，对着一排静静无语的杨树，把所有的委屈压缩到喉咙，哭出来。

后来，我的文艺委员和少先队大队长职务，也被莫名其妙撤掉了。

唉，实话，真的不能实说吗？

老师对于我，一直是一种权威，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神圣职业。实际上，除那位女老师之外，我接触过的每一位老师，都曾使我获益良多，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的财富可以让我受用终生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我幸运地拥有一个善良的本性，这种善良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而且还将延续下去。但善良，并不意味着不实话实说。

那位女老师，究竟是怎么了？

那段时间，即使在家里，我也很少说话。

爸爸亲自到学校询问缘由，之后，决定让我转学。

我所在的十五小是普通小学，而要转入的十三小则是重点小学，一般情况下，这一出一进，很难办。

但是，十三小的校长阿姨经过多方了解，知道我曾两次跳级，是各学期的三好学生，还有特别的文艺专长，就拍板让我又一次成为“特例”生。

在弄清我的转学原因后，校长阿姨专门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媛媛，别怕，好好上学，不会再有那样的事了。”

那个瞬间，我又哭了。但此时的泪水，和在十五小操场上流出的泪，完全是两种味道。

这样的人生片断，不应该出现在更多的孩子身上。

我始终无法解释，为什么一句实话，竟会让一个孩子付出如此高昂的心灵代价。

-- 14、迷你也是一种效果 --

在十三小，我依然是成绩最优秀的一拨。

此时，我的一只脚，已经触到了花季边缘。

是啊，很快就到毕业考了，同学们开始有心事了，即使是小学，也一样有升学压力呀。

真正考完的那一天，我在长长呼出一口气后，心里突然漂浮出一层淡淡的惆怅。

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，在考场里，没有半点紧张，有的，只是如山间流水般顺畅的答题节奏。我知道，就算不是满分，我的成绩也足以让爸爸自豪。

但朝夕相处的同学，终究是要劳燕分飞了。

有考好的，就有考坏的，还有考得不好不坏的。我们就像原本紧紧缠在一根竹子上的青色竹肤，突然间，就被一把篾刀轻易割开，分离成细细的一小条一小条，也许会还在一起，也许，就真的从此难谋一面。

可不是吗，考得好的，会上重点中学；考得一般的，会上普通中学；而考得不好的，甚至还将继续留在小学……

大多数孩子，都在此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友情别离。

再见了，我的老师！

再见了，我的小学同学！

当我走进全新疆最好的乌鲁木齐一中时，我的花季猝然来临。

花季，斑斓的花季，迸溅出更多心思和梦想的花季啊！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，一部电视剧吧，曾以一种很性情又很思辨的色彩，在一个星期之内，把我的同龄人感染得一塌糊涂，当然，也包括我。剧中人物，一个个那样鲜活，白雪、袁野、陈非儿、韩小乐、欧阳严严，十足就是我身边的一群。我们一样风华正茂，我们一样多愁善感，我们一样渴望校园外那更精彩的世界，我们一样把梦想编了又编、织了又织。

剧中一首歌，曾唱得我们心跳加速，血热烫人。

吹着自在的口哨，

开着自编的玩笑，

一千次地重复潇洒，

把寂寞当做调料。

外面的世界很狭小，

我的理想比天高；

外面的世界很宽阔，

我什么都想知道。

在这多彩的季节里，

编首歌唱给自己，

寻个梦感受心情，

其实一切都是朦胧。

拥抱那朝阳，

让希望飘扬，

啊……

花季的感觉迟缓而又敏锐，花季的心情明媚而又朦胧，花季的情感简单而又复杂，我最青春的一页，是从那时写起的吧。

最关键的是，我的花季从音乐开始，又在音乐的梦想中慢慢谢幕。

花季的女孩，无形中，已经能够形成一种理性的自觉。

在所有家长眼里，考进一中，无论如何都是一份巨大的光荣。我很清楚，激烈的学习竞争，在一片聚集了全乌鲁木齐学生尖子的土壤里，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我面前。

仅凭天资和基础是不够的了，我必须真正认识“勤奋”和“刻苦”这四个字，它们对于我，不再只是抽象的词汇和概念，这其中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具体内容。

我由此表现出来的那种劲头，连爸爸也感到吃惊。

但有一点，无论如何，练琴是必须的，唱歌也是必须的。

一切，都体现着我对音乐根深蒂固的虔诚和坚守。

课业日复一日地冲击着我的意志，却始终无法磨蚀掉哪怕一点点对于音乐的激情。那份深植于心的音乐梦想，只要遇到一缕合适的阳光，或者仅仅就是期待中的几滴雨水，也会像一把原本收起来的伞一样，呼一声撑到最大面积。

第一个学期开始不久，国庆节就到了。

学校决定办一台文艺节目，以渲染国庆气氛。这其中，头一个节目是大合唱，既然是大合唱，合唱指挥就成了一个重要角色。

我听说，组织演出的学校团委认为，这么大的合唱方阵，一个指挥显得不够。第一个人选很容易就确定，他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，高二的许自立。许自立个子很高，眼睛清澈有神，卷来卷去的头发，天生就有艺术味。而另一个指挥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定。

我心里面那根弦，铮铮地颤动起来。

我跑到班主任面前先作一个确认：“老师，学校的大合唱指挥，还没定吧？”

班主任看着我，说：“是啊，试了好多人，都不是很理想。怎么，你要推荐谁吗？”

我盯着班主任的眼睛说：“不推荐谁，推荐我自己。”

班主任有点吃惊地问：“你？行吗？别小看那根指挥棒啊，很重呢！”

我心一横，说：“行！我指挥过合唱。”

班主任想了想说：“嗯，我知道你一直在练琴，就试试吧。”

其实，我所说的“指挥过合唱”，就是在大院里，在小黑板前教玩伴们唱歌的经历。那当然不是大合唱了，撑着说也就是小合唱。但我对自己的乐感有绝对自信，而且，越是人多，我越放松。

当我站在团委的老师们面前时，最初的反对是肯定的，而且比例相当大，一片声说，首先个儿太小了，怕镇不住。

班主任笑着说：“哎，还没了解，怎么就下结论呢？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出来的噢！”

大家都笑起来。

班主任拍拍我肩膀说：“媛媛，试给老师们看看。”

我定定神，觉得应该选一首节奏感强的，就挥起手臂，唱那首《中国，中国，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。一曲歌罢，感觉好极了。

大家还在愣神的时候，门外转进来一位老师，张口就说：“嗯，这孩子，相当有潜力。她和许自立站在一起，男孩女孩，一高一矮，一大一小，挺好。有时候，迷你也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。”

我想，他一定在门外听了至少半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校团委齐书记。

齐书记笑着跟我握了握手，说：“刘媛媛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再商议一下。不过，即使没选你，希望你也能理解，中学生了嘛……”

我凭直觉感到，这事，成了！

从那之后一段日子，我天天去磨音乐老师，以期望学到更多，真正进入指挥状态。节奏，力度，提示，引导，姿态，表情，每一样，都使我想了又想，练过又练。

国庆日，天气出奇的好，新疆天空特有的湛蓝，看得人心里特别舒服。

全校同学齐集操场，那个场面，再怎么说也不算小。

许自立首先出场，操场里嗡嗡一片，显然，男孩女孩们并未意识到演出已经开始，依然延续着他们只要聚在一起，就必然会出现的本真躁动。

按照安排，没隔多久，我也出场了。

当我走到许自立身边的瞬间，操场上的嗡嗡声，一下就没了。就像一树鸟儿，倏然遭人吆喝，扑啦啦一阵乱，很快消失不见。

我参加过的一中全校大会，还没哪次出现过这种异样而又自觉的安静。那一张张青春逼人的脸，居然为我们个性十足的配对方式浮出了温顺的表情。

歌声响起。我和许自立动作一致，该轻该重，该短该长，指挥棒在手里，舞得恰到好处。合唱方队也极其配合，那天的歌前所未有地嘹亮，超过了平时的任何一次排练。也许，一个看起来很迷你却又激情四射的小指挥，更能激发出大家强烈的歌唱欲望吧！

歌的尾音还未收完，台下已是掌声一片。掌声均匀，饱满，持久，充满青春的力量感。

转身的那一刻我方知道，舞台，在我生命中竟是如此重要。可是，它会伴我一生吗？会吗？会吗？

从此，我在学校里更惹眼了。

-- 15、在正午的阳光下 --

乌鲁木齐和北京有两小时时差，这里的正午，是北京下午两点。

夏天的正午，阳光正浓。

而我对自行车的正确感觉，却是被正午阳光晒出来的。

爸爸上下班，骑的是一辆永久28型自行车。我始终弄不明白，那车才两个轮，怎么就不倒呢？

爸爸说：“平衡。三两句话讲不清，你慢慢就懂。”

我不想以后才懂，我马上就要答案。对一个中学生而言，不知平衡为何物，太没面子了吧？

爸爸那辆车，成了我的觊觎之物。既是觊觎，就不能让爸爸知道。

爸爸什么时候才不动车呢？晚上？晚上不行，太黑，还有作业呢，弹琴呢，唱歌呢。再说了，一晚上没影，爸爸也得问呀。那么中午？对，中午！爸爸要午休，外面人也少，想干嘛干嘛。

想定了，就做。

那天爸爸鼾声刚起，我拿过钥匙跑到楼下，推起车子就走。天啊，这个大家伙，别说骑，就是推，也费了我老劲。

在不到五十米的路上，车自己倒了十次，我和它一起摔了八次，还有两次它想躺，硬被我扛住了。

邻居看见，忍不住问：“媛媛，你干嘛哪？小孩子推个大车，看得人提心吊胆的。”

我头一回撒了谎，说：“没事！我爸让我学车哪！”

邻居摇摇头：“哎，你爸也真放心……”

正午，阳光直射，透过树叶，在地上撒出细细碎碎的光斑。没风，光斑就不动。炽热的空气，弥漫在城市的每一处，一呼一吸，都有些堵堵的。那样的正午，别说动，就连坐着，身上也直往外透汗。

车倒一次，我心疼一次。唉，这车要有感觉，也该怨死我了吧。

跌跌撞撞间，我满身青印，衣裙紧贴在身上，像刚过水似的。那状态正如很经典的一句俗话：“小车不倒只管推。”

我要真认准了，还真就推顺了，再推，就有了一种很满足的快感。现在想想，人若总是能活得这么纯粹，也应该是种境界吧。有时候，仅仅是快乐，也会成为很强的原始动力。

我不是不想跟爸爸提，也提过，可爸爸一句话就把我打回原形：“你还小，骑不动，车弄坏了，爸爸就不用上班啦。”

于是只能维持原状。

每天正午，大院里都会有一个小女孩近乎疯狂地推着车跑，然后是踩在车踏上溜，再然后，终于可以骑了。所谓“骑”，就是把右脚穿过三角架，一拐一拐地踩，样子很怪。车那么大，龙头把上只露出一个小头顶，十足就是“无人驾驶”。

不管怎样，总是会骑车啦。

这个过程其实相当艰难，无师，无助，全靠自己，靠一股狠劲，一直练一直练，直到把一个理论的问号摊直到现实里。说起来，我挺佩服自己的。

爸爸从不知道这个过程，我不说，家里没人知道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，一伸腿骑起来，爸爸的嘴，好久都还张着。他在后面鼓着掌，大声说：“哟，我们家媛媛，从没学过就会骑车啦？天才！天才！”

天才当然有，但我不是。

经历告诉我，没有过程，就一定不会有结果。练车如此，练琴练歌亦是如此。只有付出，回报才会来得当然而坦然。

-- 16、栀子花香 --

自从指挥了大合唱，在一中，我的名字就不再是个陌生的符号了，其情其景，很有点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意思。
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幸运地走到了张爱华老师身边。

张老师的名字，不知搅动过多少家长的心思，在新疆“音乐伯乐”的闪亮名头下，花开耀眼，芬芳四溢。从她门下走出去的学生，大多都登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之类的神圣殿堂。

但有才华，同时也意味着有个性。对明显欠缺音乐天分的孩子，你就是出再高的价，她也绝不妥协，不收。一旦她有所发现，认定哪棵好苗，则会不请自来，倾囊相授。

我这棵苗子，就是张老师从大合唱堆里拣出来的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学校的琴房，差不多成了我的专用设备。在那里，张老师可以用钢琴专门为我伴奏，仔细帮我校音。我在琴房里唱的第一首歌和第二首歌，是《生我是这块土地》和《妈妈教我一支歌》。张老师说，以我的基础，唱这些歌能体现难度，有利于嗓子向专业化发展。

琴房门口有几株栀子树，花开时节，一树皆白，风一吹，明香远送暗香袭人。我常常倚窗呆望，喜欢得不得了。

歌声，竟就和花香搅在了一起。

张老师在我身边，栀子花在我身边，梦似的，却真实得像紧紧握在一起的左手和右手。

张老师要求极严，给我的感觉，有些东西几乎超越了一个中学生的认知空间。比如歌唱的境界。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练歌时，多看看窗外吧，多看看树和天空，气韵才会越来越流畅。做人唱歌，有时是一回事，心胸开阔了，气才会提上来，歌才会慢慢唱到完美。”

我不全懂，但是全记住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张老师让我专心练发声，反反复复，一直是“咪咪嘛嘛啊啊”之类，单调极了，每天清晨，这样的功课都是固定的，愿也罢不愿也罢，总之，必须这么练。

练着练着，我的凡心和烦心就一起出来了。我开始偷懒，停一停练一练，练一练停一停，还偷偷唱几首流行曲子。

严重的后果很快给了我一个刻骨铭心的报复。

乌鲁木齐要办一台大型晚会，一中负责选送五个节目，很自然，张老师指定我的节目是一个独唱，唱《蓝天上的白云》。这首歌，张老师指导过我很多次，她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。

但是，那段时间是怎么练的，我心里非常清楚。

我没底。

可张老师哪里知道这些呢？

晚会如期进行，市里的领导们准时就坐。

我出场的时候，掌声尤其热烈，主持人说了，我是晚会上年龄最小的一个演员。

面对包括市委领导在内的全场观众，惯于人来疯的我，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感，耳朵里头一次听到了自己异常清晰的心跳，刹那间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音乐响起。

而我的声音依然卡在喉咙。

我忘词了。

只是两秒，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。

我记得，我以“啦啦啦啦”一个单音唱完了全曲。

乐止，谢幕，转身，我用一种并不优雅的姿势快速跑下舞台。

哭。

而且是大哭。

今夜无人喝彩，有的，是一份长久不消的羞愧和伤痛。

泪眼朦胧中，张老师出现了。她伸手抹去我颊上的泪，像在琴房里练声似的说：“挺机灵嘛，媛媛，起码没有冷场啊。”

我张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张老师仍然很平静，说：“总体而言，音准把握得不错，该上的地方也提得上去。虽然没有歌词，但旋律也没走样。媛媛，你是太紧张了，加上缺少舞台经验，多几次机会就好了。”

那个晚上，我又一次想起了随风而动的菊朵儿，想起了琴房前面香香的栀子花。在我最感疼痛的时候，张老师送过来的，不是雨打芭蕉，不是秋霜扫海棠，而是软软的一阵小风，几缕芬芳。

是啊，花季的打击，一不留神，就可能是致命的呀！

梦想，也许由此更加清晰，也许由此如烟散尽。

花香，再次使我的自信之露重新聚在一起。

谢谢您，张老师。

-- 17、苹果依然青青 --

忘词事件之后，我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练声练琴练境界，更多，也更苦。

但是，我不可能完全居住在音乐的宝塔里。上学，放学，亲情，友情，乃至不断紧张之后每一次最简单的放松，都注定我在音乐之外，和所有孩子一样，必须面对一扇扇写满生活符号的窗口。

花季的色彩，从来都是缤纷着的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季节，因此就肯定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。

关于男孩。

关于女孩。

读高二的时候，我的样子，曾被男同学们用一句话集体定性：“那是朵羞涩的蓓蕾。”

我的羞涩，是随着越来越多小纸条的到来而累积的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，绝对是一种美好之极的东西，个中妙味，足以让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。

女孩之羞，说起来也就是不好意思，而不好意思，又好像藏着太多似是而非的内容。不好意思，有着不好意思本身那种让人难忘的味道。

正如一个记者说过的：“如果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觉得也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
男孩子们的被吸引，大概就源于我绝无雕琢的羞涩。

因为羞涩，神态而至清雅，乃至如莲塘净荷。但男孩子们并不因此而退却，火力反而更加凶猛，如潮水般经久不息。

但我心中偶一出现的悸动，很快会被自己那种超越心理年龄的强大理性分解掉。这种理性，毫无疑问来自对音乐的极端梦想，也来自一个军人家庭的严谨家教。

花季那种“悄无声息地开启生命之门，渴望春风拂桌面，渴望在心灵的枝头听见啾啾鸟鸣，渴望抒发内心某一个瞬间无边的思念和莫名忧伤”的感觉，不觉间渐离渐远。

于是，我只像一朵深山蓓蕾，静静地自己开着，不紧不慢，不愠不火，不冷不热。

高考一天天逼近，压力也一天天展现出它近乎残酷的面容。复习，唱歌，唱歌，复习，我的生活，慢慢沦为仅有的二元。而班上的其他同学，更是只剩下可怜的一元：复习复习再复习。

老师急了。

没有良好的身体状态，高考，随时都会成为泡影！

终于，我们班有组织的长跑开始了。

整个长跑距离，自校门始至校门终，要经过三条街，十二个公交车站，不短了。

头三天，我全程跟了下来，双脚发软，全身酸痛。但性格中的“较劲”那根筋，使我紧紧咬住牙，没掉一回队。

但第四天，我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。

长跑，关键是呼吸。但我哪懂这个呀，不管是鼻吸嘴呼还是嘴吸鼻呼，甚至嘴鼻同吸同呼，我都觉得嗓子有点辣，有种轻微的灼热感。

我害怕了。这样跑，肯定对嗓子不利。嗓子要出问题，还怎么唱歌呢？

“班长，抬抬贵手，我不能再跑了！”我向班长请求道。

“那哪行！大家都跑，我哪能批你一个人啊？”班长是个长着一双剑眉的大男孩，有着很柔和的眼神。但此时，我一点没感觉。

“班长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在练声呀！”我进一步说明道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但你为什么不能跑？”班子似笑非笑。

“练声，嗓子就很重要吧？我跑长了，嗓子会发干，像冒火似的影响太大了。”我的解释似模似样。

班长看了看我，没吱声。

“班长，我，我还要考音乐学院的呀！”我那时的眼光，完全可以套上“楚楚可怜”四个字。

班长扭过头去，想了好一会儿，再转过脸时，已经是一种温暖的表情。

“好吧，刘媛媛，考虑到你的嗓子情况，我特批你在跑得难受的时候……不许慢慢走，可以坐公交车回去。”班长的声音在我耳朵里，突然有了某种好听的磁性。

“谢谢班长！”我实在是大喜过望，笑容也变得异常生动。

“不过，刘媛媛，你一定要成功啊，否则，我会对今天的决定感到后悔的。”班长挥挥手，又说，“希望你真的成为歌星，像邓丽君一样。”

他居然知道我喜欢邓丽君！这大男孩，真的很细心，也很有责任感，要不，怎么当班长呢。可自那次交谈后，我渐渐发现，他眼神里多出了另一层内容。

别问我为什么，男孩女孩，有时一看就懂。

比如吧，每天早晨第一节课前，我们班都要唱歌鼓劲，这是一个惯例。这种时候，领唱者当然非我莫属。可是后来，班上一些男孩开始给我起哄，也许，原因在于他们的小纸条始终没得到应有的回应吧。

“刘媛媛，臭——美！噢！噢！噢！”怪声一起，教室不免乱糟糟的。

“哎呀，吵死啦，别叫了你们！”女生们捂起耳朵，试图劝止一下，但她们尖细的声音，很快被淹没在一阵更大的声浪中。

“好了，安静！”班长富有磁性的声音一起，嘈杂的声浪就戛然而止。“冲刺阶段，谁都不许捣乱，否则，别人怎么看我们重点班？保持安静，继续唱歌！”

班长坐下来时，迅速瞟了我一眼，四目相对，他脸上红了一下，眼睛很快转开。可是我只一低头一抬头之间，又看见了他紧盯着我的明亮眸子。

再比如吧，某天课间，我正倚在一棵树下默念英语单词，就觉得肩膀一凉，什么东西搭在上面。回首望，一瓶矿泉水呀！班长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。

“谢谢了！”我冲他背影喊，他一边走，一边向后摆手。

我仰头喝过水，一抬眼，哎呀，他正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呢。

可是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整个高中时期，包括在高考后的半年间，我和他之间，竟然什么也没发生！

我们心里，都有一种羞涩的，却是暖洋洋的感觉。

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。

一段如风往事，就这样像一页日历，轻轻轻轻翻了过去。

我想过很久，这样的结果，也许对他是不公平的。可能，我气质中有某种东西，如一道栅栏，使他预见到了概率非常高的一个无言结局，“也许没有也许”。但是，这种朦胧状态，又不完全让人失望，至少，避免了一份更大的伤害，是不是？对我对他，对我们当时还一无所知的前途，或者，竟是福音呢？

唉，那时候，苹果依然青青。

-- 18、冲刺中的冲刺 --

高三是人生第一仗，就像做围棋死活题，关键的一手摆对与否，决定了你后面几手乃至几十手的对错，答案也就会截然不同。是净死？是净活？是打劫死？是打劫活？或者干脆就是双活？

巨大的压力，使校园显得很静，教室也显得很静，但在这看似无异的平静下面，却是狼烟四起，万马奔腾。

黑板上，倒计时牌的数字每天都在变，每变一次，都像在我们这些奔马身上抽多一鞭。高考不结束，马群绝不停。

那情形，真如评书大家刘兰芳在收音机里说书似的：“你看那匹乌鸦踢雪，直起身子，长叫一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快，一溜烟没了影……”

有一点不一样，其他同学是一门心思向高考冲刺，而我，在冲刺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冲刺。

普通高校？艺术院校？考艺术院校是我的首选，那里，有我做了十几年的一个梦啊！但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也必须随时做好报考普通高校的准备。

在高考复习的间隙，爸爸把我带进新疆军区文工团，让我跟着文工团的杜向英老师做针对性训练。

我应该庆幸的是，在我的音乐之旅中，我遇到了太多的好老师，在每个老师身上，都有着他们出色的独门利器，一路行来，我的获益是显而易见的。杜向英老师就是其中之一。

每个星期天，我都在杜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练发声，练音阶，练经典曲目。毕竟，对艺术院校的要求，老师总是知道得更多。

就在此关键时刻，我向来撑得满满的自信，很微妙地，突然就有了一丝不可思议的萎缩。究其因，在于我碰到的许多人，众口一词地提到过报考艺术院校的高难度。“三人成虎”，何况这还不是虚言呢。

我也曾就此问过杜老师。

“嗯，难度肯定有，甚至还不小，招生名额太少了。一个专业，往往才招十几个人，而考生能有好几百。”杜老师实话实说，“不过，你的基础相当好，潜力很大，练好了，希望也很大。”

杜老师是个严谨的音乐人，对这些话，我没有理由怀疑。只是，最后一句话，我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是老师在鼓励我吧。

爸爸有一个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朋友，听了我的情况，也对爸爸说，像媛媛这样的考生，年龄偏小，又是应届生，考取的几率真的小。他说，很多考生都长期租住在北京，离校不远，还跟着学校的专业老师长年自费学习，一次一次考，一校一校考，而结局却不可知。那种付出，往往不可想象。

最后他说：“作为好朋友，听我一句，媛媛成绩那么好，考重点高校肯定行。艺术院校这条路，不确定因素太多，千万别耽误了啊！”

如此这般，我的自信心再强，也不免像一个削过的苹果，被现实的利刃划去了一层皮。

虽然该学的还在学着，该练的还在练着，但迷茫的雾气，已经悄悄爬上了我的眼睛。

教室里，倒计时牌上的天数，不知不觉变出了8和0两个冰凉的阿拉伯数字。

怎么办？

我明显感觉到，我为音乐梦想而冲刺的斗志，正在一点点偷偷衰退。

自信的缺失，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

我的为难，同时也是家里的为难，为此，爸妈之间，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。

我们的为难是基于当年的高考政策：考试分四个门类，文史、理工、艺术、农业，规定所有考生只能四选一，而不是四选二。

如果能四选二，用广东话说就是：“满天都亮啦。”一中的升学率每年都是全新疆第一，而重点班的录取率更是高达86%，以我的基础和悟性，考个重点高校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这样，即使考艺术院校有所闪失，也能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

在这个时候，妈妈成了我音乐旅程中最坚定的支持者。她的观点是，年龄小也是一种优势，先考艺术院校，不行，来年再考普通高校，凭我的资质，上线绝无可忧。

五月，各艺术院校的面试陆续开始，妈妈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蜂鸟，飞出去飞回来，飞回来又飞出去，四处确认各院校的面试地点和时间。看着妈妈跑来跑去，我的心，渐渐安定下来。

“母亲的目光是孩子心灵的安全岛。”管他谁说的，反正说得好。

冲刺，真的要开始啦。

一天，妈妈带回一个消息：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，中央音乐学院西北片面试正式开始，地点在西安。

妈妈看着我兴奋的脸，说：“媛媛，我想好了，向老师请好假，我们星期一就动身。去西安。我就不信，我们家媛媛会不行！”

噢，去西安，太好啦！长这么大，我真还没出过新疆呢。而且，妈妈脸上的表情，再一次勾动了我“较劲”的欲望。

是啊，谁敢肯定，我就一定不行呀！

火车，载着我和妈妈，载着我沉甸甸的梦想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向另一个对于我还是完全陌生的城市靠近着，靠近着。

-- 19、在旅途 --

从新疆到西安，是一个漫长的旅程。在进入甘肃中部之前，车窗外活动着的画页中，更多的是戈壁大野，空阔，苍凉，没有炊烟，甚至连看到一片象征生命的青绿，也成为一种奢侈。

即使这样，我的兴奋也没有消退过半分。

出了门才知道，这个世界，大得让人不敢想象。

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，希望这列火车就这样一直开一直开，直到无法再向前走。那会是什么地方呢？大海！没错，就是大海！我多么想看看海呀，珊瑚，扇贝，海市蜃楼，一定美丽得让人吃惊。

我在书上看过海，而现实里，我只看过沙海。

望着一刻不停移动着的世界，我的心情出奇的好。

趴着车窗，看车外景物慢慢从小变大，又很快在车后变小，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。至少，现在不用再面对一本本厚厚的书啦，也不用再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而躺在床上对着天顶发呆。

在一阵阵哐当当当的节奏中，歌声，开始从我唇上飘了起来，越哼越响，越唱越多，直至到达一种如琴房高歌般的状态。

有人在冥想，有人在打牌，而更多的人眼睛半闭，似醒非醒似睡非睡。

妈妈推推我，小声说：“媛媛，轻点声，这不是在家里，影响别人不好。”

我如梦初醒，转过脸来看着妈妈。

这时，对座一位老人说话了：“别，她唱得挺好，挺像录音效果的。坐车也闷，就让她唱吧，我们爱听。”

听到歌，又听到老人的话，前后左右的人都附和起来。

妈妈笑着摇摇头，不再说什么。

接下来，就真的是“一路歌声”了。车厢里，更多的人开始朝这边张望，仿佛此处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舞台。

对座除了那位老人，还有一位非常健谈的车友，他跟妈妈一直聊着，那种气氛，十足两个老朋友。

我对他印象清晰，是由于听到了他这样跟妈妈说：“你女儿嗓子真的很不错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的预感告诉我，她一定能考上！真的，即使在北京考，你们都应该去！”

妈妈轻轻叹了口气。

我靠着妈妈，一边听他们说着话，慢慢就睡着了。歌唱多了，也累。

再睁眼时，车已进站，周围一片喧闹。

西安到了。

那位健谈的车友背起行李，刚要走，又停下脚看看我们，问：“对了，有亲戚接你们吗？”

妈妈瞟一眼车窗外匆匆来去的旅人，轻声道：“没有，在西安我们亲戚朋友都没有。没事，你先走吧，我们慢慢挪出去。”

车友“哦”了一声，低头想想，说：“要不这样，我家附近有个旅馆，挺便宜的，还特别干净，你们先将就将就，行吗？”

妈妈忙说：“那就太麻烦你了……”

车友帮妈妈拿起旅行包，边走边说：“你就别客气了，同行一路，也是修来的缘嘛。再说，我看这小姑娘特有灵气，考取是迟早的事，可别委屈了她。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。”

没费什么周折，我们就安顿下来。

还真是，这旅馆不大，却真的很干净，老板也随和。坐在床边，鼻子里就能闻到被子面上洗涤剂淡淡的香味。这里，离考点还不远，只隔着一个街区。

头一次出门就碰上好人，心里不免暖暖的，那份暖意，整整持续了一宿。

不管怎样，第一步总是走出来了，而且，还不错。

-- 20、玫瑰余香 --

很多事情无法预料，尤其是在你满怀希望的时候，手伸出去，一抓抓个空，心里的沮丧往往无法言说。

我们赶到考点的时候，门旁边却贴着一张毫无表情的通知，内容大致是说：西安考点的面试时间因故延迟一个月，如不愿等，考生可直接进京，前往北京主考点面试。

我脑子里当一响，一下傻了。

回过神，我的孩子气冒了出来，怨气十足地冲妈妈说：“妈，你也真是，不问个清楚就老远赶过来，怎么办呀？怨你，都怨你。”

妈妈却没有乱的样子。其实，她就是心里乱了，又怎么会在我面前表露出来呢？妈妈总是妈妈，再怎么样，也是孩子心里一根精神支柱呀。

她轻轻抚着我的头发，像在安抚怀里一只不停闹腾的小猫。

然而，我的眼泪还是哗哗冒了出来。

我的歌，我的音乐，我的梦想……求你们，别再折磨我了，离我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不行吗？

等我流了好一阵泪，妈妈才搂着我肩膀，悄悄跟我说：“媛媛，别急，妈妈也不是圣人呀，我想过了，先回去复习，文化课不能落，下个月，我们一定再来，好不好？”

下个月？要等三十天呀，太长了点吧。我扯扯妈妈袖子说：“妈，要不，我们直接去北京吧？”

妈妈拍拍我的脸说：“傻丫头，北京远着呢，没有十天半个月的，哪回得来？还有，车票也不便宜，要吃要住，我身上这点钱……”

是呀，妈妈说的，真是一大堆问题。

唉！

回到房间，我没再说一句话，衣服也没脱就躺到床上。

半夜，雨淅淅沥沥下了起来，雨珠子落在街旁树上，滴滴答答的，更添一层愁绪。

他乡异地，碎雨敲窗，一房竟是冷清。

“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？”李清照这句词，也是细雨时节一声叹吧。

我头捂着被子，真正是“无语凝噎”。那个晚上，梦里，到处都飘着委屈的泪水。

第二天，妈妈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。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才轻轻说：“媛媛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漱口，洗脸，收拾东西，一切都是默默。

正在此时，门铃响了起来。

“谁呀，这么早？”妈妈一脸疑惑，望望门，又望望我，“西安没熟人呀！”

“妈，开门再说吧。”我也有点好奇，“我去。”

门一开我就呆住了。

一张似熟非熟的脸出现在门外，他虽然手里拿着伞，身上却湿了一大片。

“是你！”妈妈惊讶地扬起眉毛。

没错，门外站着的，就是把我们安顿到这家旅馆来住的那位同行车友。

“快，快进来，坐，哎呀，下雨天，谢谢你还来看我们！”妈妈赶忙把访客迎进屋里。

“好在还赶得及，我想，你们今天肯定会回去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。”车友把伞靠在门边，笑着坐下来。

“正收拾东西呢，是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走？”妈妈问。

“昨天我经过那个考点，看见通知，就知道你们呆不住。哎，这小姑娘，还挺曲折的呢！”车友看看我，又笑起来。

“真是太谢谢了，让你费心。”妈妈说着，一脸怜爱地把手搭在我脖子上。

“我今天过来，就是想给你们说，一定别放弃！我看好这小姑娘，她绝对是块好料，就看怎么雕琢啦。”车友像多年朋友似的，话语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坦诚，“我说，你们还是上北京去吧，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，这一去，不定就考出个大腕来呢！”

“唉，你不知道……”妈妈欲言又止。

那位车友看看我，站了起来。

“大姐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们的难处。”他拿起雨伞，从口袋里掏出什么递给妈妈，“这是两张今天去北京的火车票……哎！千万别跟我客气！说实话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！”

“这……”妈妈手里拿着那两张车票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我看见，那还是两张卧铺票！

“好了，大姐，谁还没个犯难的时候呢！听我的，你们俩赶紧走，再耽搁，那可就真来不及啦！”车友的语气非常诚恳，也非常坚决。

“那，那你留个姓名地址什么的，我回来好找你呀！”可能妈妈也觉得，只有上北京，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，就不再推辞，忙着找纸笔让那位雪中送炭的车友写地址。

“大姐，这样吧，咱们先上车站，有什么到时再说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那位车友说着，已经帮我们拎起箱子，走到门口站着。

“这样啊……也好。”妈妈看情形，也就不再坚持。反正，人家一直陪着我们，总不会一下消失吧！

一切顺理成章，我和妈妈很快登上了西安到北京的列车。当我们手忙脚乱地放好行李，妈妈突然一拍额头，站起身子朝我叫道：“媛媛，快，快去问叔叔地址！

我飞也似地跑下车，雨天雨地，千伞万伞，可那位车友叔叔的温暖身影，却怎么也看不见。

“哎呀，真是的，真是的……”妈妈急出了一头的汗，“这么个大好人，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！怪我，都怪我！”

我傻傻地看着那两张车票，全身激动得微微发抖。

“媛媛，你命真好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……”这时候，妈妈除了喃喃，还是喃喃。

是啊，这事，就像发生在书里似的。

真的能去北京了吗？我用右手紧紧攥住左手腕子，直到觉得生疼生疼。

这，这也太电影了吧？

当我的指尖再次碰到凉凉的车窗，才真正确认了这样一种真实。

这个世界很挤很闹，也缺一点这个缺一点那个，我们无法改变更多的什么。但是，无论怎样，我们心里总还有善良，有同情心，有爱，如果每个人都能把爱撒出来一点点，这世界，总会更柔和一点，更完美一点吧。

是啊，我身上承接着的爱，已经不薄了。亲情的爱，友情的爱，甚至是一位萍水相逢者所给予的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爱，都在我心里种下了陪伴一生的感动和感激。关心与帮助，哪怕只是少少的一点，也会使一个被助者对生活产生出更多的美好憧憬。

这种爱亦如击鼓传花，受之以爱，施之以爱，无所问，无所求，只是一份快乐和坦然。

是的，我不会让这样一种充满温情的传递链在我手上断开。传下去，温暖更多的人，是我生命中一个永远不变的选择。

两张车票，一夜间让我长大很多。

多年以后，我曾利用无数的关系、方式和渠道，非常细致地寻找过当年那位实在得让我常常心生不安的好人，但一切都是徒劳，毕竟，线索真的太少太少了。

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真正是“快乐着你的快乐，幸福着你的幸福”。

好人，一生平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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